施一公在未来科学论坛上说：“中国人的教育模式比较单一，我们希望学生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落后，所以我们的均值非常高，但是方差很小。”他认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水平很高，但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没有领先于世界，中国的基础研究还没有领先于世界。
你的想法，远远重要于外界的看法
你自己心里想的，你信仰的东西，远远重要于外界别人对于你的看法和整个社会的舆论，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在河南省的时候生物比较差，数学物理还不错，化学比较一般，为什么最后选择学生物？因为当时有老师跟我讲，21世纪是生物化学的世纪，当时还没有生命科学，那个时候生命科学还是研究特异功能什么的。我当时特别激动，我在想化学和生物一结合就有了生物化学，是不是将来有生物物理、生物数学、生物计算机、生物工程，当时我没有听说过，都是自己瞎想的，当然现在都已经产生出来了。我相信，我们有探究未来世界的需要，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学生物以后，我拼命地想学好，但因为没有打好基础，遇到很多困难。当时没有人告诉我生物是一个领域，数学是一个方法。如果知道这个区别的话，我会更快一点，我老想拿数理思维想生物学问题，不完全是这样的，所以我走了不少弯路。我直到博士四年级以后，才对生物产生浓厚兴趣，才坚持下来，一旦有兴趣以后，加上我认为生命科学确实是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回都回不去了。
做研究，不能太着急
前沿最尖端的制药研究实际上完全来自于大学创新、研究所创新，我们的基础研究，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这是根本的。大家有的时候会特别重视应用研究或者简单的最后一步，但是不要忘了基础，像盖大楼，地基打不深，楼一定盖不高一样。
作为一线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我在1997年去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与制药公司有关系，我就是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没有想到我们2000年的一篇文章发表后，第一时间就有制药公司打来电话。我独立的科学生涯有20年了，我的感想是，如果在生命科学领域做基础研究，反而更可以对制药产生深远的、重大的影响。所以过去20年间，我也从事了对一些对跨国制药公司的指导咨询工作。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基础研究做好了以后，再来制药，再参与医学和制药的研发，效果可能更加显著，而不是急急忙忙先去，因为当时没有把基础打好，可能只能做边角细碎的工作，反而担当不了重任。
中国教育“均值很高，方差很小”
中国学生经过小学、中学的培养以后，竞争力非常强。我们的教学如此严谨，如此发达和先进，使得我们的学生中学毕业以后平均水平非常高，大学毕业的时候平均水平也非常高。大家有的时候很纳闷，为什么都这样了，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没有领先于世界，中国的基础研究还没有领先于世界？非常简单的道理在里面，不是我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但我认为是事实，就是因为均值和方差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的教育模式比较单一，我们希望学生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落后，所以我们的均值非常高，但是方差很小，这反映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中。那就是老师、学校太喜欢管，太喜欢按计划实施，太喜欢给一个框子框着学生。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很踌躇、犹豫。经常对个体好的事情，对整体不好，人通过细胞凋亡代谢，整体才能健康。对于社会来讲，整体和个体存在非常大的矛盾。
简单一点讲，公平和卓越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过分强调公平会损害卓越，但是必须要强调公平。怎么样在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下，让农村孩子、家境贫寒的孩子、在山区的孩子，摆脱自己世世代代的出路？没有高考，就没有现在一批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社会精英从农村走出来。
在保证教育机会公平，又受东方文化影响的社会中，怎么样鼓励创新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不是一两个人、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需要一个社会的思考和整个文化的改变才能够实现。
要为了好找工作而选择专业吗？
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被问到“要为了好找工作而选择专业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最后无论是学习也好，研究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最后的着眼点是什么工作挣钱多，什么工作能够生活得更富足，对年轻人来讲就太狭隘了。我在很小的时候，还经历过缺衣少食的时期，但即使那个时候，我们仍然觉得科学很伟大，觉得科学可以改变社会，可以让中国富强，在这种思想地潜移默化之下，我们都想要做一点事情，做科学家、做工程师。其实就是这种动力，让我们这一代人往前走。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我很自豪。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觉得谁的钱多、谁的地位就高，第一次见到比尔·盖茨时也没有这么觉得。我很敬佩他，因为他把钱捐给穷人，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在我的价值观里，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把钱和我自己的价值之间加上一个什么关系，我并不是说不需要钱，也不是说钱是坏东西，但是钱是要拿来做事的，所以我只要相信我做的事情能给社会带来价值，能让我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可以了。
（来源：思客 编辑：文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