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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汉廷 “一带一路”与中国高新区应有的担当

更新日期:2017/5/12 17:21:17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局布篇的“一带一路”,经过三年时间的试运行,已经初步显现了新时期全球治理中“中国方案”的前膽性和有效性。

“中国方案”为何有效?我认为最主要的成功点,在于中国利用高新区这样一种空间集约、产业集约、功能集约的方式,成功地把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与维持其他产业及地区稳定发展有效融通和有效熔断。有效融通,可以快速实现高新区发展所需要人才集聚、企业集聚、产业集聚、功能集聚。有效熔断,可以避以管理臃肿、低效,可以让高新区参与者更专注、更专业、更专精地施政、创新、创业和创富。正像近日科技部发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三五”发展规划》所言,2015年纳入统计的146家国家高新区共实现营业收入25.37万亿元,“十二五”期间实现年均增长17.4%,净利润1.6万亿元,实缴税金1.4万亿元。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2015年实现工业增加值率25.4%,净利润率达6.3%,新产品销售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0.8%。有63家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10家国家高新区增速在20%以上。在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国家高新区尤其是国家自创区依然在高基数上保持了较快发展,其中武汉东湖、湖南长株潭、四川成都等国家自创区年均增速达30%左右,成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高新区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和实践,它比较完美地实现了创新经济体四大资本要素的聚合、融合与化合。通过深入观察和分析全球23个创新型经济体,笔者发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已不是传统的资源量、劳动力量和资本量,而社会资本、技术资本、金融资本和企业家资本才是构成创新经济体的四大新引擎。

通俗地讲,若把一个经济体视为一个空间的话,社会资本决定空间的大小,它包括制度、网络及信任关系。技术资本决定财富创造的长度,雄厚的技术实力及资本化程度,直接决定了该经济体创造财富的知识含量。新财富中知识含量越高,创新驱动发展程度越强。金融资本决定新财富创造的宽度,金融资本富集量及转化资本并进入经济循环和资源配置的越多,则产生的财富效应越大。企业家资本决定新财富创造的高度,企业家的丰腴度与企业家资本化程度,是考察一个经济体财富创造的关键。

中国高新区的成功,首先是社会资本育成模式的成功。在全社会信用体系尚无法建立之时,高新区依托空间边界,率先建成了金融安全区,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在全社会产业分工体系还难以形成积聚效应之时,高新区通过功能创新,率先实现了企业积聚和产业集群;在全社会还难以推进“负面清单”的商事制度时,高新区已实现了简化、简约、实效的商事制度。正是这种社会资本的超前释放,对高新区的创新要素引致和积聚,打开了巨大空间。

中国高新区的成功,也是技术资本化的成功。2015年底,146家国家高新区内汇聚各类大学753所,研究院所2415家,企业技术中心9557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788家,实现了全国30%以上的企业研发投入和50%以上的企业发明专利,每万名从业人员拥有发明专利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5倍。在这里,技术实现了真正的资本化,真正成了创新、创业和创富的工具。

中国高新区的成功,也是金融资本融入创新链条的成功探索。目前中国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渐趋完善。在企业孵化阶段,天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层面的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正把大量个人资金配置到初创期企业。在企业成长羽化期,创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已成体系化和规模化。在企业成熟翔化阶段,私募股权基金、战略投资基金、投贷联动以及IPO已成体系。

中国高新区的成功,同样是企业家资本的贡献。2015年底,146家国家高新区的1719万名从业者中,大专以上学历达52.7%,聚集了1354家科技企业孵化器、1021家众创空间,全国经备案的众创空间44%在国家高新区内,仅2015年国家高新区新增注册企业达19万家。

综上,我认为中国高新区是中国制度创新的成功范例,是中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融合体,应将其作为“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国力量和中国模式,有组织、有计划地配置到具体实践之中。

(来源:中国科技网 编辑:文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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